资料显示，正裕转债信用级别为“A+”，债券期限6年（第一年为0.5%，第二年为0.8%，第三年为1.2%，第四年为1.8%，第五年为2.2%，第六年为2.5%。），对应正股名正裕工业，正股最新价为8.92元，转股开始日为2020年7月7日，转股价为8.5元。
资料显示，景23转债信用级别为“AA”，债券期限6年（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：第一年0.30%、第二年0.50%、第三年1.00%、第四年1.50%、第五年1.80%、第六年2.00%。），对应正股名景旺电子，正股最新价为27.52元，转股开始日为2023年10月11日，转股价为24.71元。
行至年尾，各家基金公司高管变动也趋于频繁。泉果基金、前海开源基金、益民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日前出现高管变动。截至11月25日，本月高管变动数量已经达到39人，涉及22家公司。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基金公司数量，均是近4年同期数量最高。
拉长时间来看，今年以来的公募高管变动人数已经扩至317人，超过了同期基金经理313位的离职人数，同时行业已经连续6年每年超过300人，公募高管人才的流动愈加常态化。
第一财经注意到，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，今年卸任高管职务的知名基金经理明显增多，卸任原因也不尽相同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年内至少有15位基金经理卸任高管职位，部分是出于职业规划离开公司，有些则是想回归投研。
从投而优则仕到卸任“官位”，这一趋势为何产生逆转？一位从业多年的大型基金公司人士与第一财经交流时表示，从投资岗向管理岗晋升，是对该基金经理的肯定和激励，也是为了避免人才的流失。但长期下来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平衡“投”与“仕”的双重身份。
“除了要保持优秀的投资能力，还要有良好的团队管理和领导能力，比如沟通协调、团队建设等，有些基金经理是难以兼顾的，就会在管理与投研之间重新选择。主要还是看基金经理自己的职业规划。”他说
任莉12日后恢复履职
11月25日，泉果基金董事长任莉恢复履行董事长职务，距离其公告“因个人原因暂不能履职”仅12天。在此之前，任莉被有关方面带走协助调查而失联的消息，就已开始在业内流传。如今恢复履职的消息一出，也让这场“失联”传闻落下帷幕。
泉果基金成立于2022年2月，是公募行业中23家个人系基金公司之一。包括任莉在内的公司发起股东均是曾经的东方红资管核心人物，如原董事长王国斌、首任研究总监姜荷泽，以及曾经的首席风险官、首席信息官、合规总监李云亮。
在这场传闻发酵的10余天里，任莉的营销能力、与招商银行的友好关系也再次被业内关注。2010年，脱胎于东方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的东方红资管成立，此时，王国斌和任莉均是核心人物。
“任莉是医药销售出身，自身的能力非常强。当时（即东方红资管时期）她和招商银行的渠道人士关系是不错的，加上很多银行渠道、财富总也是来自招商银行。对于这份人脉，当时我们都很羡慕。”一位在基金市场营销领域从业多年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。
另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，“业内之前是有这种说法，东方红资管的崛起，离不开招商银行零售渠道的大力支持。”据第一财经统计，东方红资管发行的首只封闭两年半的券商集合理财产品、首只三年创新封闭式的权益类基金产品，托管人均是招商银行，募集规模都在16亿元以上。
一份来自2018年的专访信息也显示，当时的招商银行财富管理部投资类产品研发团队主管曾表示，早在2010年就开始与东方红合作，在东方红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，招行的代销占比就比较高。
据第一财经统计，以基金成立日计算，截至2021年7月底（8月任莉离开东方红资管），东方红资管共发行了72只基金（不同份额合并计算），其中招商银行作为基金托管人的产品数量为27只，占比超过37%。从“积极性”来看，这些产品里，发行天数在10日之内的有32只，招商银行占比为44%。
“那时候他们业绩好，而且投教舍得投入，当时很多基民不太懂基金，东方红资管那种（投教）做法就深得招行的喜爱。”前述资深人士表示，后来任莉与王国斌成立了泉果基金，业内也认为招商银行依然会给予支持。
2022年弱市中，泉果基金发行的首只基金产品，即泉果旭源三年持有的托管人仍是招商银行。记者当年从渠道人士处获悉，该产品首日认购已超80亿元，次日便因募集规模突破百亿上限而提前结募，成为当年的“爆款”产品。
“明星升官”到卸任
除了任莉以外，近来也有多位基金公司高管出现变更，如上周（11月18日至24日），前海开源基金董事长李强因个人原因离任，益民基金副总经理兼固定收益投资总监、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王健升任总经理等。
据第一财经统计，截至11月25日，虽然本月还未结束，但月初以来的高管变动数量已经达到39人，涉及22家公司。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基金公司数量，均是近4年同期数量最高。
拉上时间来看，今年以来的公募高管变动人数已经扩至317位，超过了同期基金经理313位的离职人数，同时行业已经连续6年超过300人。从数据分布来看，基金管理人高管变更集中出现在副总经理层面，年内变更人数达到120人，共涉及76家基金公司。
据记者观察，副总经理向来是每年变动最多的职位，在过去，大多是因为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是机构聘任的职业经理人，与公司发展理念是否契合、能否承担起经营管理的责任等方面原因均会导致其职位变动。
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，今年卸任高管职务的知名基金经理明显增多。据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，年内至少有15位基金经理离任副总这一职位。如本月初，信达澳亚基金冯明远因工作安排离任副总经理，转任了公司首席投资官，仍任联席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。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，冯明远此举是为了专注投资。
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。此前万家基金黄海、乔亮因工作安排离任副总经理，前者转任公司投资总监、首席投资官、基金经理，后者转任公司首席量化投资官、基金经理。此外，南方基金史博、安信基金张翼飞也都卸任了副总职务，专注投研工作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投研出身的公募副总卸任是发出离职信号。例如今年7月，华泰柏瑞基金原副总经理李晓西离职，9月加入信达澳亚基金。兴业基金知名基金经理钱睿南则先卸任副总职位，后卸任所管产品。协会数据显示，其基金从业资格在10月已归属惠升基金。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“投而优则仕”是公司留住明星基金经理的重要手段之一，多位基金经理因业绩亮眼而升任高管。然而，随着主动权益基金进入业绩和规模的双重低谷，投研难度加大，这一情况也有所变化。
“主要是因为担任高管以后，和投资无关的行政事务太多了，比较分散精力。”华北一位基金公司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，即使是给个头衔挂个名，但一些高管序列的会议等内容还是需要参与，有些基金经理比较喜欢投研，对管理工作热情没有那么高。
事实上，有些基金经理也有类似表达。卸任副总经理职务后，张翼飞在一篇专访中称：“我其实不太喜欢做管理，更希望把个人的时间和精力，聚焦到投研工作上。管好账户这件事，即使全身心投入，也仍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。”
不过，也有基金公司人士告诉第一财经，这一选择背后或许也有公募行业限薪降薪的传闻影响。他表示，“对于明星基金经理来说，管理的规模大、业绩好，其实待遇就很好了。当了高管，不仅精力会被分散，加上退薪、降薪的传闻还有严监管等方面的要求，受到的限制也更多，所以性价比也不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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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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